人权中的权，既包括传统的自由权和公民权，也包括具有集体人权意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3]其次是行政法教材及辅助材料的编写。现在看来，这本书[指1983年《行政法概要》——引者注]的许多内容反映了我们七十年代的社会状况，已经完全过时。
[2]在一级学科法学（0301）之下设16门专业，行政法学（030105）与宪法学（030104）等并列，也是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有时，在对其他行为认可时，可以加以修正，或者对两个以上的请示择一予以认可。例如，1982年4月，西南政法学院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室编印了由钮传诚主编，王明三、贺善征、王连昌参与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概论》。1. 作为执行办法的行政强制苏联行政法学的这一处理对我国行政法学仅有些许影响。[21]该书共8编37章：第一编绪论，包括行政与行政权、行政法的概念、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法学、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第二编行政法主体，包括行政主体、行政人、相对人，第三编行政法行为，包括行政行为概述、行政规范行为、行政处理行为、行政合同行为、准司法行为、行政补救行为、相对人行为，第四编行政法程序，包括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法、国外行政程序法典、相对人程序规则，第五编行政违法和不当，包括行政违法、行政主体违法——违法行政、相对人违法、行政不当，第六编行政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概述、行政责任主体以及责任划分、行政赔偿责任，第七编行政司法，包括行政司法概述、行政争议、行政复议、行政仲裁，第八编行政诉讼，包括行政诉讼概述、行政诉讼的历史发展、行政诉讼原则、行政诉讼主体、行政诉讼程序。
在大陆法系行政法方面，1988年，南博方的《日本行政法》由杨建顺、周作彩翻译，韩大元校对，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新生的行政法学总体上继承了民国以来的行政法学原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创新和岐见。至于如何合理划分匡企民企以及国有民营，如何规范相关表述是值得研究的。
[53]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35]国有经济应当控制的关键行业领域相对容易把握，例如国务院国资委就曾答复道：对于命脉行业，包括军工国防科技、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金融、文化9个行业。[22]这保持了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连贯性。
[29]同时，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4条在《宪法》第6条中新增一款：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注释:[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7日，第1版。
如全国工商联2006年发布的民营发展报告的数据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等方面已经逐步超过公有制经济。[5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7日，第1版。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一九四九）》（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但是，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差异化规定及其认识，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的保护机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冲突。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营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在并不需要国有经济控制的行业和领域，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平等性和平等保护的规范原理，应当回归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高度，审视国家如何履行保障和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宪法义务。非公有制经济享有经营自由权要求国家履行不予限制和侵害的义务。
[11]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27]由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宪法上得以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市场公平竞争获得了法制保障，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三种非公有制经济被视为对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36]《请问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是指哪些》，来源：http：//www.sasac.gov.cn/n2588040/n2590387/n9854147/c9931221/content.html，2023年8月10日访问。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4]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判断的标准，应当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根据宪法精神，对刑法观念进行更新、清理有违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原则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相关文件等都是有必要的，同时要谨防刑法过分工具主义化。包括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独资企业。这种担忧的典型表现就是出现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回撤现象，如私营经济退回到个体或集体经济，或者挂靠在公有制企业名下，或者干脆注销登记，到1990年，私营企业数量少了 50%，个体户数量少了15%。为此，民营经济31条强调了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如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利益，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以及执法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同时提出构建民营企业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
[12]但党的八大确定的正确路线并未得到坚持，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3]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非公有制经济所剩无几。其中，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对各类所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不完善，缺乏稳定的法治预期。
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3年《宪法修正案》第3条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写入宪法，第5条将国营经济修改为国有经济，第7条将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8条将国营企业修改为国有企业。
[50]参见王德志：《论我国宪法劳动权的理论建构》，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第85页。1993年修宪第一次在序言中增加规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7月25日，《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据介绍，修正案进一步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明确了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需要。[4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15页。同时，国家应当致力于构建非公有制经济经营自由实现和发展的良好环境。[31]另一方面，体现了宪法对经济生活更加开放的态度。
1998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珠海召开的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上，以为了与国家法律法规保持一致等三点理由，要求停止使用民营企业等概念表述，[58]这曾引发了广泛争论。1975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其他经济成分几乎失去了宪法保护。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48]国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权利，就是要在法治条件下，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的自由, , 、平等和公平。[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12]周恩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活一点有好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一一九六五）》（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第一，非公有制经济的具体形式具有延展性。如果要认定其违法，应当采用形式法治的标准，即法律应当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名为法的立法文件，而不应是法规、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而对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等概念，社会存在普遍共识。
另外，把对企业的忠实义务直接上升为刑法处罚，是否符合刑法法益本质？把民营企业内部的行为直接认定为刑法调控的利用职务便利，是否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是在修法过程中值得探讨的。可以说，1982年《宪法》是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得到确认的重要转折点，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法基础。
[57]其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及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个体私营经济等逐渐萎缩，民营民营企业等表述也渐渐不再使用。四、非公有制经济平等地位的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确的宪法规范意涵，国家应负有保障其实现的义务。
此时，多种经济成分与各种所有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关联，以平等保护理念统一了人们的认识。[25]南方谈话再次强调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回应了姓资姓社问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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